袁  征

1898年9月28日是黑暗的一天，“戊戌六君子”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英勇就义，英雄的鲜血没有唤醒亿万受压迫的民众，反而换来的是围观者的一片叫好声。

历史又切换到另外一个画面，1900年因列强干预光绪皇帝废立之事，恼羞成怒的慈禧太后贸然向11国宣战。让慈禧太后意外的是，清兵和义和团在死战，而皇恩浩荡下的百姓竟然驻足观望，甚至帮侵略者运输物资、架攻城梯子、带领侵略者找到攻破城墙的桥洞子。

清末这些“不可思议”的现象，其实是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威权统治、愚民政治造成了“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的怪圈。所以，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振臂一呼，就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流血最少的记录。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通过著书、演讲等手段，广泛宣扬马克思主义，推动了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的觉醒，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储备了力量。

1919年，作为一战战胜国的中国却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列强同意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严重侵害了中国的主权，由此引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以青年学生为主，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阶层共同参与，通过示威游行、请愿、罢工、暴力对抗政府等多种形式的爱国运动，是觉醒的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

历史课本上，五四运动北京学生“火烧赵家楼、痛打曹汝霖”这一幕充分体现了北京学生的爱国情怀。然而历史仿佛开了个玩笑，带头火烧赵家楼的北大学生梅思平后来成了汪伪政府要员，由反日派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日本走狗，由一个狂热的爱国者变成了一个万人唾弃的卖国者，最终在抗日战争结束后，被国民政府枪毙。而受五四运动矛头所指的北洋政府外交官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在日本侵华后，宁死不接受伪职，保持了国人应有的民族气节。

五四运动部分风云人物的前后反差如此之大，类似的还有西安事变中东北军“少壮派”人物孙铭九、应德田、白凤翔，在捉蒋、逼蒋抗日中出尽风头，后面却成了铁杆汉奸。又如，陈公博、周佛海，作为中共“一大”寥寥无几的13名代表之一，竟然在抗日期间，叛变投敌，出任汪伪政府要职。

为什么曾经的爱国者变成了卖国贼？主要是这些人的革命动机不纯，把革命当成个人获取名利的绝好机会，在革命遇到困难时，自然是脚底抹油，溜得快。例如：东北军“少壮派”孙铭九、应德田本是东北军的下级军官，为急于夺权，借着西安事变的风头趁机枪杀东北军高级将领，夺权不成，转而投靠日伪。再如“一大”代表陈公博，“一大”开会期间带着妻子来杭州游山玩水，会议结束时，还没到会场，成了“一大”代表中唯一一个半途而退的逃兵。

由此可见，没有革命的远大理想，耽于享乐，醉心于对名利的争夺，是不可能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共产党人组织的三大起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和秋收起义相继失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余部在开进井冈山途中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明确支部建在连队上，在明确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同时，也要求共产党员要冲锋在前，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此后，在我党多次会议、多个文件中都强调共产党人要牢记宗旨、永葆本色，保持艰苦奋斗、不骄不躁的风气。

古人云：“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物必先自腐而后虫生”。我们党的一些干部因过于追求享乐、讲究排场而腐化堕落，就是因为没有牢记党的宗旨，没有严格遵守党纪、党章的有关规定，把入党、当官、政治进步当成了个人谋取私利的途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铁腕纠正和消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成效显著，使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直接受益。历史的经验表明，“四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我们必须要给予高度重视，时刻不能松懈，需要时刻谨记：纠正“四风”不止步，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

其实，也可从一些财经理论的角度，解释为什么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记得在学习《微观经济学》中，有“边际效用”这一概念，人们享受物质的快感是边际效用递减的，例如：人在饥饿时吃第一个包子所带来的快感，要大大高于肚子饱后，再吃一个包子的快感。在学习《财务管理》时，有“安全边际”这一概念，就是生产者生产的产品在达到安全边际生产量之后，因为不用再弥补固定生产成本了，利润将会快速增长。从这些理论，我们也可以悟出一个道理，享乐的时候适可而止就行了，因为过多的享乐将是效用递减的，工作的时候要尽量多干些，因为弥补了固定成本（维持正常工作开展的工作量）之后的工作，收益将会大大增加。

致敬五四运动百年风云之际，感慨于正是中国人民在无数仁人志士的流血牺牲、敢为人先的带领下，才换来了今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责任编辑：肖一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