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英国福利国家制度的建构起基础性作用的，应属1942年由威廉·贝弗里奇爵士起草的《社会保险与相关服务报告书》，又称《贝弗里奇报告》。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 1879－1963年)在牛津巴里奥学院受教育，1909-1916年任劳工介绍所所长，1919年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1937年成为伦敦大学校长。贝弗里奇一直在思考30年代大危机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在一个工业社会，在和平时期，应该运用所有生产要素，包括流动人口，使民众不再遭受五大“灾难”之苦：疾病、无知、无赖、衰退和丑陋。

1941年6月，英国政府为了向人民展示一幅战后新的社会生活蓝图，鼓舞他们坚持战斗，战胜法西斯，委托贝弗里奇就战后要实行的社会福利计划提出具体建议和改革方案。贝弗里奇和他的同事们用了18个月的时间，根据对全国社会保险状况的调查，并征求了民间社团和企业，如商会、工会、保险公司、消费合作社以及费边社的意见，拟订了由贝弗里奇署名的报告，并于1942年11月送交政府供改革社会保险与相关服务制度作参考。这就是不但对英国，而且对西方各国战后建立社会福利制度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著名的《贝弗里奇报告》，贝弗里奇本人也因此获得了“福利国家之父”的称号。

一、《贝弗里奇报告》的主要思想

《贝弗里奇报告》包括本文、附录在内，共约20万字。贝弗里奇提出了报告成立的三项原则：一是在规划未来的时候既要充分利用过去积累的丰富经验，又不要被这些经验积累过程中形成的部门利益所限制。二是把社会保险制度看作是提供收入保障，消除贫困的一项基本的社会政策。三是社会保障需要国家和个人的合作，明确社会保障必须由国家和公民共同承担责任。这三项原则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打破了部门利益限制，从国家整体的角度强调了社会保障作为一项基本的社会政策的重要性，并提出了社会保障发展中政府责任和公民义务相结合的现代社会保障思想。

《贝弗里奇报告》在社会保险计划中针对全体公民的九种不同情形，提出了涵盖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的全方位的完整的社会保障规划。这种全方位覆盖所有公民的社会保险计划使福利国家思想从人们的理想转变成为一种具体可行的社会行动方案。《贝弗里奇报告》提出了构建福利国家社会保险计划的六项原则：一是基本社会待遇标准统一；二是缴费率统一；三是行政管理职责统一；四是待遇标准适当；五是广泛保障；六是分门别类，适合不同人群。这六项原则集中表达了福利国家思想的社会保障政策主张。概括起来，福利国家思想的政策主张主要是：一是社会保障应以保障居民拥有维持基本生活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为出发点，二是社会保障应惠及全体居民并实行全民的全面保障。

贝弗里奇报告书发表后，立刻在英国引起了轰动，在短短时间内销售了65万册之多。英国首相丘吉尔据此在1943年的一次广播演说中表示在战胜法西斯德国后，英国将建立一整套“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工党政府以贝弗里奇报告书为蓝本建立了“福利国家”。之后，西方国家纷纷仿效，使社会保障制度在资本主义世界得以向普及化、全民化的方向发展。

二、贝弗里奇福利思想的理论基础

贝弗里奇从年轻时就非常关注失业问题，并对解决失业问题和给那些由于上了年纪或者没有工作的人某种形式的收入，从而维持生活这两个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个兴趣影响了他的一生。在《失业：工业问题》（1909）一书中，他论证失业很大程度上是工业组织所造成的。他对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Booth和其他一些人的计划——以税收为来源作为对老年人的养老金持否定态度。德国之行使他看到了捐助政策的优点。贝弗里奇对这一原则持坚定不移的态度。概括来说，贝弗里奇深受凯恩斯主义的影响，并把“充分就业”作为他建立福利国家理论基础的着眼点。

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对贝弗里奇社会福利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实行国家干预以达到充分就业目的的理论和政策，为国家干预主义社会福利思想提供了新的论据和目标。凯恩斯认为经济危机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而市场机制无法使经济达到充分就业状态，只有依靠国家干预才能使资本主义经济实现充分就业。在他的国家干预思想中，社会保障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主张通过累进税和社会福利等方法重新调节国民收入的分配。国家对福利领域的干预有助于提高消费倾向，实现宏观经济的平衡。凯恩斯的理论直接推动了社会保障制度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建立。

“充分就业”是“福利国家”关心全民福利的一项重要经济政策和措施。“充分就业”不意味着完全没有失业，而是指除了摩擦性失业和自愿失业以外，消除了非自愿失业的一种状态。非自愿失业是可以消除的，从而可以达到充分就业。政府实行充分就业的政策措施主要是：当失业增加时，实行膨胀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即减低利率、增加货币供应量以刺激投资和消费；在失业减少、出现通货膨胀的时候，则实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即减少政府开支、提高税收，同时提高利率、减少货币供应量以压缩投资和消费需求。通过这些政策可以有效地避免经济危机，实现经济持续高涨和充分就业。

三、有关“福利国家”的批评

尽管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相继建立起福利制度，民众也长期享受着较高水平的福利政策，但是对福利国家制度的批评声一直以来就没有中断。批评声主要集中在财政开支太大，加重了政府的负担；全面福利政策导致一些人懒惰，不利于社会进步；政府对经济的控制阻碍了市场繁荣等方面。另外一种对福利国家的批评称钱用错了地方，这些批评者可能还是会支持福利国家的，但是认为应该用更恰当的分配方式。例如他们会批评给老人的福利支出远多于给未成年者及其父母的津贴，因此加剧了少子化及未来的经济危机，或是给特定族群的福利支出远多于真正需要者。

新自由主义的旗手哈耶克对福利国家也进行了批判，认为福利国家从几个方面破坏了经济：一是“福利国家”把过多的经济资源、资本和劳动力集中在政府手中，形成了一个管理公共福利的庞大机构，干预了市场的正常有效发展，削弱了经济发展的灵活性。二是“福利国家”政策制定，一般从其可取性出发，从政治的角度出发，往往会忽视效率，损坏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三是福利国家实行的一些政策比如工资均等化、最低生活保障等，会造成市场经济的僵化，限制了个人自由。

另一种批评之声来自弗赖堡学派，以维希·艾哈德为主要代表，他们认为社会市场经济所要建立的经济结构是要消灭社会上的贫富悬殊现象，使绝大多数人能够避免经济繁荣带来的过失。通过生产和生产率的增长、名义工资的提高以及低而稳定的物价来实现“大众的福利”。他主张公平但不主张通过收入再分配政策来实现公平和大众福利，关心的不是分配问题而是生产和生产率问题，认为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在于分配而是在于如何把国民收入的“蛋糕”做大，只有“蛋糕”做大了，每个人所获得的“蛋糕”量都会变多。

在分析社会福利和经济的关系上，艾哈德称增加社会福利支出来实现大众福利的方法最终会导致国家财政的负担过重，容易引起通货膨胀，对经济的稳定增长和健康发展有害，最终使社会福利成为“无源之水”。这一观念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府充当“守夜人”角色的时代已经过去，现代政府应该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为大众谋取发展的福利；二是福利国家政策只会带来毁灭性后果，如果社会政策的目的在于使一个人从出生都能得到全部保障而没有风险，那么就不可能期望他们会发挥出积极性和才能；三是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是互为补充、互为条件的，一方面现代工业社会即使完美的经济政策也要社会政策措施的补充，另一方面社会政策要以经济政策为前提，即任何有效的社会救助只有在充裕的和不断增长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就是高效的经济基础上才有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性，因此保障高速稳定的经济发展是实现各项有效的社会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重要前提。

（责任编辑：吴国晖）